在北京就会有动员：请哪位同志，给那个大爷、抱小孩的让个座，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只要站起来就行了。但是上海不会有人动员的。广东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，天高皇帝远，因为它长期和中原不来往，以至于到清代的时候，广东人还不会说官话。有一个故事说广东的官员到了北京，见了雍正皇帝送上了荔枝，说这个荔枝有核，结果说成“无”，雍正就一口咬下去了。所以才下命令说，不说官话，不得参加科举考试。
后来成为一个什么结局呢？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广东人说官话。这是说广东人的笑话。说一个广东人到北京去吃水饺，问服务员说水饺多少钱一碗，听进这个服务员的耳朵里就有“睡觉多少钱一晚”，于是服务员就骂他流氓，这个广东人听成了“六毛”，好便宜。在清代从康熙到雍正年间，往广东送一份文件，送到广东的标准时间是56天，如果特快专递，就是当时的八百里加急，也要用27天。你想27天多少事情可能会发生？又没电话，又没传真，又没e-mail，中央政府怎么控制这个地方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而广东人看惯了闭眼，由此创造了一条经验，就是把中央的政策用好、用活、用足，怎么用好、用活、用足呢？也就是看见绿灯你就大胆地走，看见黄灯你就抢着走，看见红灯你就绕着走。这是从广东来的经验。而福建这个地方，打开地图你可以看见，地名不是有安字，就是有平字。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？说明了这个地方是老挨打的，在历史上总是被镇压的地方，习惯地看睁着的眼睛。
那么上海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它是个工商业城市，上海人是喜欢算计的。他什么事情都要算一遍，上海人有一个口头禅是划算不划算，他们做出判断最简单的选择办法就是划算不划算。讲一个上海人的经典小事，就是上海人买牙膏，一个大支的，一个小支的，然后他会算算大支有多少克，小支有多少克。所以他总会琢磨下一步会睁哪只眼睛。
北京人是皇城之下，什么事情他都最先知道，知道以后他就会告诉别人。所以他就要聊天、侃大山。要了解北京，最便捷的办法，就是下了飞机打一出租车，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和司机聊。他是天上知一半，地上全知道。党的十六大以前我到北京。我刚坐下，人家就问：
“您来了？”
“出差。”
“干吗呀？”
“开会。”
“十六大？”
“不是。”
“我看也不像。知道开会的结果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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